今年初,在加拿大Abraham Lake的Aurum Lodge，由于暴风雪，气温降至零下30度，游客全都取消行程，懵懂无知仍坚持行程的我成了整个Lodge里唯一的住客。每晚在壁炉旁与老板夫妇把酒闲聊。这对德裔夫妇无儿无女，独自经营这家有几十个床位的Lodge几十年了。他们说在过去几年里，他们的客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我大为吃惊，这个不通水电，Internet都靠卫星的边远地方如何会有这么多中国人来？问他们是否有针对中国人做什么市场推广。他们说完全没有，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客人来。
二月初，由于疫情，从广州途径日本回美国。在日本时电视上就说旅游业者们一片哀号，因为中国游客一下全没有了，而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游客占了日本旅游市场的一半份额。我一下明白了，中国人敢情隐隐然占了全球旅游市场的一半。
在中国之前，全球跨过工业革命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大概有十来亿，而中国的加入，赫然使这个人口数翻了一番。这一历史性事件，其影响之巨大，不论正面还是负面，可能都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今年的疫情，假如是起源于一非洲小国，可能就不会如此迅速的全球蔓延。
在全球195个国家中，能跨过工业革命门槛的是少数。中国以这样的人口规模，一举跨过门槛，其背后的原因令全世界的很多经济学家困惑。文一的这本《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就是试图给出他的解释。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工业革命并不是简单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就能带来的，它其实是一个市场成长发育的过程，而这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文一强调的是国家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国家的作用有一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提供秩序。在一个出门运货需要请镖师，镖局是一门大生意的社会里，市场显然发育艰难。作者首先简单回顾了英美等工业革命先驱国家的历史，指出其中国家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比如显然是国营企业与国家军队混合的东印度公司，在英国全球开拓贸易市场中的绝对地位。翻过的另一本书《Empire of Cotton》对此有很好的参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市场发育的初期，当时的国家体制在其中的许多方面都发挥了非常微妙的作用。而很多这些作用并非出自有目的的设计，而是颇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而我们这一辈正好是其中亲历者，勾起不少回忆。
比如说市场发育初期的一大难点是社会商业信用的基本建立。前工业社会，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合一的，农产品和简单手工业品都是在十来二十里范围内通过墟市自产自销，并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商业信用。工业品市场的发育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产品要在全国市场销售，这个起步的商业信用如何建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能还记得1980年代，很多的私营企业都挂靠国营的企事业单位，重要的合同可能还需要一个红头公章，这里隐含的其实就是一个借用国家信用来迅速建立基本的社会商业信用的过程。
又如企业起步，发展资金的来源，文一书中提到那些后来取得巨大成功的乡镇企业，其起步阶段往往都得到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借贷或投资资金的支持。又比如商业人才的培养，那些成功的乡镇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当年的村支书一类的角色，换言之，几十年的集体化为乡村准备了一批有高度组织能力的人才。
这里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作用，真令我有一种历史吊诡的感觉，值得聊聊。事情起源于1953年陈云提出的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这一政策的历史影响其实远超一般想象。正是因为粮食统购统销的巨大成功，令当时陈云为首的高层把之推广到几乎所有农产品及工业原材料。其结果就是国家实现了对主要农产品及工业原材料的专买专卖，从而基本消灭了市场。而农村供销合作社正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及有力的执行工具。这一政策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它极大推动了后来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想想那些原材料市场及产成品市场均被国家控制的民营资本家，除了敲锣打鼓地要求，欢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吗？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超乎寻常的顺利，大大提高了当时党内上下对跨越新民主主义进程，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乐观情绪，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大跃进，进而文革等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回头来看，是否有一种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感觉。
一个为消灭市场而生的东西，却在后来起了促进市场发育的作用。最近习李均高调重提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作用，于是海外媒体又是一片“倒退”，“重回公有制”之类的惊呼，完全不看后面具体的政策, 这恐怕也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式。过去二三十年，由于集体化协作方面缺少了抓手，在很多水利设施，土壤改良方面是真正有倒退的（华北平原不少土地由于水利设施的失修而返碱等）。供销合作社可以是一个抓手，对科技兴农，深化农产品市场发育都可能有帮助。只是要警惕不要生出日本农协那样横跨政经，人人均知其害，却无可奈何的庞然怪物。
中国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乡镇企业，又是一个完全出乎当政者意料的事物。记得很多年前，在读《许家屯回忆录》时，就记得他提到，在文革后期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就已经非常发达（文革后期，许主政江苏）。其实毛在文革中的《五七指示》就提到：”农民 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当然，在当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环境下，这些乡镇企业最多只能自产自销，不可能拓展出更大的市场。
由此可以看到，中共建国的头三十年里，疾风暴雨的社会主义改造，扫荡了千年之下中国固有的乡村组织结构。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破坏。但同时，客观上又为后来的工业化，市场发育扫清了道路。试想一下，一个外商要来村里征地投资办厂，他是要和100多家农户逐个谈判，还是与一个村支书谈判来得容易呢？答案不言而喻，其实各级政府官员，村支书，村民，及外商之间，是一个大大的正和博弈，所有的博弈方都受益，假如官员或村支书又还有那么一点小贪腐，事情就进展得更顺利了。而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大地上千万次重复的故事。
而这些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的故事，却完全可能有另外版本的结局。印度Tata汽车在印度Singur 征地建厂就是一个著名案例，当地各级政府及民众都欢迎这个投资项目，但Tata汽车与当地农户的征地谈判却旷日持久，政府甚至通过法令要求一旦80%的农户接受征地价格，剩余的20%要强制接受，却最终酿成民变，最终Tata被迫撤销投资案，成了一个 Eminent Domain 方面所有博弈方都蒙受巨额损失的经典案例。
中国改开的市场发育其实也是一个农民逐渐提高收入，能成为工业品消费者的过程，而其起步阶段，主要靠三来一补等加工出口贸易，赚取第一桶金，而这又集中于纺织业。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革命，其起步都有赖于纺织业。文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阐释，其中提到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普通人一生也没有几件衣服，人死后衣服不会随便烧掉埋掉，而会再用，这也是导致中世纪黑死病快速蔓延的原因。即便现在，在一些广东客家人的传统中，先人离世，儿孙辈要分存一些衣物，认为那是有福荫的。这大概也是从前状况的折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对箱包的来料加工进出口贸易有一些第一手的接触，其时大大小小的来料加工厂已从深圳，中山；到东莞，顺德，一路向佛山，广州蔓延。当时大家当然的想法是这趋势会继续向粤北发展，于是有人开始到人和，从化等地开厂。但有趣的是这个趋势并未发生，直到今天，广州以北都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反而是这些厂一下就跳到江浙，西安等地。而且，后来真正能成规模，发展壮大的都是以内销市场为主，不再是加工出口的厂家。到今天在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这确实是国内市场成长发育的印证。
去年夏天曾小游内蒙古。听说了有人把当地野生的沙枣，制成饮料，在拼多多上售卖，成了网红产品。当时就想，假如你认同像拼多多这样完全下沉的市场平台，会成为未来社会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的话，那么现在任何价格的拼多多都可以无脑买入。从那时到今天，短短一年多，拼多多股价已经翻了4倍。
本届政府的一大目标是脱贫工程。其实我倒不太关心哪些是否百分百脱贫的数字。我更关心这个脱贫工程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无线网络覆盖等，只要这些做到了，就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品市场，但在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上，它仍在不断发育。比如在内蒙，所过村镇的土墙上到处都是老凤祥的广告，令我惊讶。所谓市场，讲究的就是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而中国在这些方面都有独步之处，比如竞相下沉的电商平台，便捷的网上支付等。而物流方面更是世界独步，据说只要10块人民币，一般小包裹，国内任何两地间都可以隔日到达。
国外市场方面，一带一路成败未知，但方向肯定正确，基本上路修到哪里，港口修到哪里，中国的商品洪流也就会冲到哪里。对非洲的长线投资，引起西方的惊呼，看来也就必有正确之处。从市场角度看，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将来在非洲。
文一的这本书，虽然未必同意他所有的观点，比如把过去三十年成功的经验简单推理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成功，至少这逻辑链条并不清晰。但它至少勾起我不少过往经历的回忆，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