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老太太的泄密案是舆情热点。我倒想起以前翻苏轼文集时看到的一个故事。
元佑八年二月初一日至二十六日，苏大学士连上三道奏章“论高丽买书利害”。 缘起是高丽人使入贡，求购《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等书。按《策府元龟》又名《册府元龟》，为中国宋代四部类书之一，记旧朝历史，多为唐朝、五代史料。 苏学士极力反对售书与高丽，主要观点就是怕泄密。 “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厉害，为患至大”。 以今天看来，这些史书大概介乎美帝禁售高科技，与倾销好莱坞文化之间，苏学士警惕性高点也无可厚非。但他文中掉书袋以前朝旧例为支持自己的论据就有点迂。 其一云
“臣谨按：《汉书》，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谓：“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违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家。不可予。”诏从之”。
这就有点我家污糟事，不可与外人知的意思。其二云
“臣谨按《春秋》：晋盟主也，郑小国也。而晋之执政韩起欲买玉环于郑商人，子产终不与，曰：“大国之求，若无礼以节之，是鄙我也。”又：晋平公使其臣范昭观政于齐，昭请齐景公之觞为寿，晏子不与，又欲奏成周之乐，太师不许。昭归谓晋侯曰：“齐未可伐也。臣欲乱其礼，而晏子知之；欲乱其乐，而太师知之。”今高丽使，契丹之党，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买违禁物，传写郑卫曲谱，亵慢甚矣。安知非契丹欲设此事以尝探朝廷深浅难易乎？”
这都上升到乱我礼制的谍战层面了，呵呵。
又，高丽的入使看来是当时一主要的外事活动，苏学士之前就有多篇奏议论及此事。其中主要批评的，就是接待这几百人的使团靡费太过，
“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鬼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
学士这点，持论甚正，令我想起一点红朝旧事。当年亚非拉兄弟来朝，我们不但援助极慷慨，对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丰厚礼物。当时任副外长的张闻天，认为靡费太过，应稍裁减。引来周恩来，陈毅大怒，斥曰招待费从我工资中扣好了。后又有耀邦书记，口一滑就说邀请5000日本青年来华友好，小胡闹了一下。
又又，学士还有“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亦缘起于高丽。 禁商锁国，这就凸显学士的历史局限性了，哈哈。
